宁波仲裁委员会

对于该问题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第129条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合同发生纠纷，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应当由担保人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选择管辖的法院不一致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确立了“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的原则，以主合同发生的诉讼来确定管辖法院。

因此，如债权人仅起诉债务人，自然根据主合同来确定管辖。如果债权人一并起诉债务人与担保人，则依据法释〔2000〕44号第129条规定，同样按照主合同来确定管辖。那么，债权人能否单独起诉担保人呢？又将如何确定管辖呢？分情况讨论之：

对于连带责任保证，法释〔2000〕44号第126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故债权人可以单独起诉连带责任保证人。法释〔2000〕44号第129条进一步规定，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合同发生纠纷，债权人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应当根据保证合同来确定管辖。因此，如债权人单独起诉连带责任保证人，应当以连带责任保证人住所地法院或是约定管辖法院进行管辖（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125号）。

对于一般责任保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66条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为一般保证，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以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因此，债权人不能单独起诉一般责任保证人，应当同时起诉债务人和一般责任保证人，如此，则自然落入到法释〔2000〕44号第129条规范射程中（参考案例：（2019）最高法民辖终341号）。

对于物权担保，法释〔2000〕44号第128条规定，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行使担保物权时，债务人和担保人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因此，债权人不能单独起诉担保人，必须同时起诉债务人，如此，则应适用法释〔2000〕44号第129条，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参考案例：（2018）粤20民辖终694号）。

第一，当主合同办理了强制执行公证，强制执行效力能否扩张到担保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2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8号)第6条均明确公证债权文书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范围同时包含主债务和担保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执行；仅包含主债务的，对担保债务部分的执行申请不予受理；仅包含担保债务的，对主债务部分的执行申请不予受理。因此，当主合同办理了强制执行公证，强制执行效力不能扩张到担保合同；反之亦然。

第二，主合同或担保合同办理了强制执行公证，如合同约定诉讼管辖或是未作任何约定，是否允许债权人就公证债权文书直接提起诉讼？此处所谓的直接，系指在公证债权文书正常存续期间，不包括公证债权文书被公证机构决定不予出具执行证书、法院不予受理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申请、驳回执行申请或是裁定不予执行后债权人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法释〔2008〕17号，已废止）最早明确了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就公证债权文书内容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原则。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14)6号）延续了该项原则规定。因此，在较长时间内，对于已经办理了强制执行公证的合同是不允许直接提起诉讼的。理由在于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8条、公证法第37条的规定，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与法院生效裁判、仲裁裁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都是执行根据；既然债权人已经取得了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依据，就不能再取得另一份执行依据；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不符合“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

法释〔2018〕18号改变了之前一律不予受理原则，赋予了公证债权文书债权人有限的诉权。法释〔2018〕18号第24条规定，如存在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情形或是公证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之一的，债权人可以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债权人提起诉讼，诉讼案件受理后又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进入执行程序后债权人又提起诉讼的，诉讼案件受理后，人民法院可以裁定终结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债权人请求继续执行其未提出争议部分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第三，主合同或担保合同办理了强制执行公证，如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那么是允许债权人就公证债权文书直接申请仲裁？目前并无关于该问题明确的法律规定。根据笔者的了解，部分仲裁机构基本上系参照诉讼来处理，不允许公证债权文书当事人直接申请仲裁，但如公证机构决定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仲裁机构才予以受理。关于此种处理方式，自有其合理性。首先，与公证债权文书排斥诉讼的理由相同，公证债权文书与仲裁裁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都是执行根据，不宜再另行进行仲裁审理。其次，合同同时约定了仲裁条款和强制执行公证条款并办理了公证，并不属于仲裁法第17条、18条规定仲裁协议无效情形，仲裁条款仍然有效。当公证机构决定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仲裁机构自有权根据仲裁协议受理案件。最后，虽然理论上仲裁不需要适用司法解释，但实践中仲裁难以摆脱司法解释的规制，甚至主动接受约束，以避免出现诉讼与仲裁处理结果的过大差异。故当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已经就诉讼与强制执行公证的关系作了规定，仲裁机构大多会参照适用。（参考案例：（2019）京04民特256号、（2015）辽阳民三撤字第00002号、（2015）穗中法仲异字第30号）

因此，鉴于法释〔2018〕18号第24条已经赋予了公证债权文书债权人有限的诉权，而且第24条明确规定“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公证债权文书明确约定仲裁主管时，债权人有权直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仲裁机构亦应当予以受理。

综上，当主合同与担保合同存在争议解决条款与强制执行公证冲突问题时，以主合同约定争议解决条款，担保合同办理了强制执行公证为例（反之，处理方式相同）：

（1）一般情况下，主合同与担保合同分别处理：主合同提起诉讼/仲裁，担保合同申请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

（2）当公证债权文书存在公证机构决定不予出具执行证书、法院不予受理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申请、驳回执行申请或是裁定不予执行的情形，债权人有权根据担保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来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如果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继续存在冲突，则需要根据本文第一、二、三条的阐明的内容进行处理。

（3）当存在法释〔2018〕18号第24条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情形”或是“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之一的，债权人有权根据担保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来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如果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继续存在冲突，则需要根据本文第一、二、三条的阐明的内容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