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仲裁委员会

走下神坛的独角兽

文 何玲龙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们就有了对公正的追求，这一追求至今仍在人们的不懈探讨之中。追寻一下人民对公正追求的原始轨迹，那是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原始社会初期，人们靠道德和习惯维系人际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但是，在历来的习俗不能调整时，又怎么办呢？我们的老祖先记载说，在舜的时代，就有了掌刑狱的官员，名叫皋陶，皋陶处理各种纠纷时，并没有多大的本事，但他有一只神兽，叫豸，又叫獬豸。这只神兽能知道人的善恶，有人争执时，它会用一只独角去“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这豸到底是什么，说不清楚，汉代时，就有人说这是一角牛，有人说是一角羊，后来逐渐神化，成了如麒麟一般的独角兽，也成了法与公正的象征。

独角兽到底能不能代表法与公正，古人其实是颇为怀疑的。首先，皋陶时代尚无法令，独角兽产生于无法的时代自然不能代表法。其次，将人与人之间的纠纷交给一只兽去判断，应当是荒唐的。汉代学着王充就说过：豸不过是缺少一只角的羊，连普通的羊都不如，又怎么能判断是非的呢？

随着社会的发展，矛盾和纠纷越来越多，光靠类似巫师的皋陶之流牵着所谓的神兽招摇过市，来表达统治阶级的意志已远远不够了，于是法律制度应运而生。由于法律条文的规定性，所以法律条文不仅限制了被统治阶级，同时也对统治阶级的言行有所限制，使统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束缚。为了能使法律条文的约束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统治阶级刚刚将法从神话中拉到了人间，就随即又将法裹上了神权化的外衣，使本当公正的法律成了统治阶级随意揉捏的面团。

法的神权化具有其极相融洽的社会背景，因为最初的法是在一角神兽的神秘光环中诞生的，一角神兽的神秘色彩是其威严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制定法的最高统治者一向标榜“君权神授”、“代天立法”，因此，从最初无法的执法神话过渡为有法时的法的神权，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法律调整的毕竟是人世间的俗事，飘渺的神灵似乎管不了这许多，法的世俗化日益明显，于是，统治阶级在立法人间化的同时，实行执法的神秘化。这种神秘化不仅表现为统治阶级牢牢掌握了立法权，还表现为统治阶级牢牢控制了对法的知情权和解释权。法的内容到底有多少？只有少数贵族知晓，而最高统治者又可以随意地修改法律、出台新的法律。至于执法，更只是统治阶级中少数人的特权行为，这少部分人可以按最高统治者或者自己的意愿驱使法的神兽去触人，法根本不可能有公正可言。

公元前536年，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年代，这一年，在郑国执政的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也就是将所有的现行法律依据编撰成文，予以公布，公布的形式是铸一只大鼎，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示于众。刑书铸于鼎，一是显示法已成为，不可更改；二是表明执法有据，不可随心所欲。触人的神兽就此戴上了笼头，并且，这个笼头虽然还抓在神的代言人手中，但还是受到全体国民的监督，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执法的透明度高了，用训练有素的独角羊搞弄权玩法的把戏糊弄不了老百姓了。

于是，皋陶们不干了，出于对神兽的眷念，郑国的贵族们对子产群起而攻之。以老臣叔向为代表，指责子产违背祖制，不尊先王之法。公开的反对理由虽多，但其实质只有一个，即叔向所说：“昔先王断狱以制（君主随口确定的规则），今法在鼎矣，贵贱何别？”丢失了随意立法、释法、执法的贵族，和老百姓还有什么区别呢？

不过，反对归反对，公布成文法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随后的铸刑鼎、作刑书，在春秋各国普遍展开。直至今日，制定成文法、公布成文法、增加执法过程的透明度，已成为普遍的司法原则，普法活动、群众监督、审务公开等措施更将子产铸刑鼎的初衷推向了崭新的高度，与当日的状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是，皋陶、叔向所代表的那种“神兽情结”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消除的。我们的法制政策的确已公布了。但由于法治起步晚，立法尚未十分完善，法律留给执法者的自由裁量的空间仍然较大。我们的执法程序也的确公开了，但仍然常有执法者在应当遵循的规则之外寻求活动空间，“庭外活动”的出现还有相当的频率。由此造成的不公正、非正常的裁决，常使得平头百姓满头雾水，眼看着威严的法的神兽，满怀着寻求公正的愿望，却不知道执法者将驱赶神兽去触谁。于是，对独角兽有怨、有恨、有躲，甚至有人知道独角兽原来本是断角羊，在诉讼时就偷偷揣上一把嫩草，有时，这一招还真灵。

说到底，这是执法者对独角神兽的留恋，其心态、水准与反对铸刑鼎的叔向们并无多大差别。但历史的车轮已驶到了21世纪，法治国家的法鼎重如泰山，是任何人撼动不了的。獬豸如只是断角之羊，就不能企望在今天的时代再玩弄驯羊之术、獬豸果然是神兽，那这一只神兽一定会在皋陶大人心猿意马时恨恨地触过皋陶自己——不过，中国的古书常为尊者讳，没有记载罢了。

 （作者为盐城仲裁委驻会仲裁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