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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思想的河流不应绕道而行

　　喻中在法学随笔集《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中批判了法学研究中的主体迷失现象，指出：法学应当解释、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也应当对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焦虑有所回应。

喻中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中国法学的坐标在哪里

　　从字面上看，孔子与苏格拉底分别是中国与西方思想家的代表，两者的关系主要是中西关系。但是，换个角度看，其实也可以转换成为古今关系。以孔子与苏格拉底作为隐喻，大致可以体现本书的一个基本旨趣：在中西与古今的框架内，寻找中国法学的坐标。

　　法学是排斥空谈和文字游戏的学问，法律牵涉每个人的命运。一个不了解事态人心的法学家常常会写出一些中看不中用的论著。时下中国的一些法学家处于一种尴尬状态，他们既不是思想家，又存在与现实事务隔膜。这也是中国法学发展与社会变革需要不相适应的原因所在。法学界并没有走出近代思想家中西之争的思路，法律本体化与法律移植的争论最终未能解决法治路径的问题，一些法学家陷入自设的伪命题中不能自拔，却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现实问题视而不见。

　　冯象在《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曾指出：“法学必须关心、提出并试图回答困扰我们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故而必须坚持学术独立，与法治及一切功利目标保持距离，才能建立起学术传统和话语权威。”现实生活中，一部分法学家与利益走得很近。还有一些法学学者喜欢高谈阔论，言必称立法存在缺陷、司法存在腐败、监督存在盲区，但是，一旦陷入具体案件的讨论中，就难以逃脱利益的牵绊。这就使得法学家的话语公信力大打折扣。

　　喻中由此追问：谁之法理？何种法意？价值立场不同，提问方式、思考方式也必然不同。法学家应当处于相对超脱的位置，扮演冷眼观察的角色，以保持科学和哲学的品性。法学家固然免不了要挑立法、司法等环节上的毛病，但是，其制度设计与理论构想不能脱离现实条件，尤其不能无视现有模式存在的合理性。法学界与司法界之所以出现自说自话的现象，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有时法学界所解决的只是一些伪问题、假困惑。法治秩序的建构不是一个学理上的封闭循环过程，而是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解决中获取智慧。喻中认为，法学应当解释、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也应当对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焦虑有所回应。

　　不能简单以西方方式解释中国问题

　　孔子所代表的是守成的思想倾向，苏格拉底则代表的是批判的思想倾向。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实质上是一种经验的自由，靠充满沧桑的人生阅历来获得一种洒脱和澄明，而苏格拉底则是刺激昏睡众人的一只牛虻，用挑刺、质疑和批判来获得价值和意义。孔子的自由是内在的自由，是一种人生境界，苏格拉底的不自由则是改造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孔子的快乐我们无法效仿，苏格拉底的痛苦，我们却必须承受。现代法治社会仅仅靠智者的治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效阻拦整个社会的非理性化以及遏制权力的滥用。

　　法治作为规则之治，既需要专业理论的描述和法律程序的运作，也需要公民的理性参与。一些喜欢摆出精英姿态的法学家对法治现状的批判言辞过激，但对法治理想图景的勾勒却并不清晰，没有说服力。例如，不少法学家喜欢脱离中国语境和文化背景讨论“法律信仰”问题。“法律不被信仰，即形同虚设”的西方格言成为法学院里的一句口号。季卫东在《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曾指出：“教会传统只是西方现代法治秩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它的充分条件。在中国，这种必要条件是不具备的。我们无法为具有较强的世俗性与实践理性的中国人建立一座‘上帝之城’、编造一个‘法律神话’。”法治乌托邦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会导致诸多实际问题虚化和悬置。

　　法学的生命在于解决本土性问题

　　法学的生命在于解决本土性问题，而不是遥挂一个够不着的烧饼。法治理想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需要很多人参与建设，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无法凭空捏造出来。在这本书中喻中有句话说得很实在：“法学并不是一门审美的、追求境界的、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学问，法学关注的焦点是人的现实的生活秩序与利害关系”法学说到底是一门时刻牵挂现实、琢磨当下的学问。可以思辨、可以玄思，也可以冥想，但是，思想的河流最终要汇集到社会现实这一关节点上。绕道走，就是死路一条。法学研究的根本是理解现实，放弃这一点，一切都会失去意义。

　　喻中对法学研究被缩减为“写论文”的现象颇有微词，只关心论文的结构、格式、参考文献之类，而对人世生活的喜怒哀乐无动于衷，这样的研究只能成为一种相似性游戏，没有激情，没有灵感，只剩下太多的重复论证，太多的痴人说梦。